这是一种理想的路径，但显然是一个穷孩子梦想娶女明星了。

政府伸手过长，市场难得发挥作用。司法独立，虽帝王将相不轻其罚，虽平民百姓不重其刑。

政府若违背国民意志，贼害人权，压迫自由，与民为敌，即使暴政肆行，淫威恐惧，亦终将灭亡。人人不受损，人人得自由，此乃社会理想终极目标。后世专制君主以纲常维系专制统治，使礼成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之单向度约束。君主无制约，有司无制衡，百姓失自由，道败而理屈。所禁于民者，不行于己。

在宽容政治主张方面，儒道可以互补，为宽容主义提供丰富理论资源。根据《易经》思想，错综相易为变化之经，存分和异为生生之道。民法应该说是调控经济领域的基本法律，我国已有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和继承法等，相对来讲门类比较齐全。

在这两个阶段，整个社会的形势不同，法治的发展状况也不相同。不过，法律通过条文的形式呈现出来相对比较容易，而它能否在制度化过程中落实、实施应该是更重要的问题。刚才讲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前，这些国家主要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强调市场和自由竞争。客观地讲，前三十年法律体系的建设相对比较薄弱。

同时，外部形势变迁速度加快，要求行政权力快速做出应对，这都助长了行政权力的膨胀。西方国家这两个过程的演变都非常漫长，而且大体上是一前一后进行的。

而在经济发展中，计划与法治的冲突还是比较明显，主要是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调控方面。而我们也看到，目前中国社会对民生问题非常关注。到2020年，法治中国需要达到一个台阶——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应该说，这属于社会法的范畴。

那么法律在应对这些领域的变革中，将如何有所作为？朱景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需要建立法治政府，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行政权力的规范。虽然我们设立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为中心的宪法监督制度，但还从来没有进行过。这实际需要行政领域立法的进一步完善。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应该如何处理？朱景文：关键是在其中找到一种平衡。

目前，中国在行政领域的立法已有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许可法，而当前讨论非常多的则是何时出台行政程序法。而相比立法的快速推进，法律在执行中的真正落实可能难度更大，尤其中国仍然处于社会转型中的矛盾上升周期，法治建设面临的压力也特别突出。

简单地讲，大政府其实是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能，而小政府则是要求政府职能的透明公开、实现有效监督，减少行政权力对公民个人权利不适当的干预，即能让社会、公民个人处理的事，政府不得干预，而且要提供保证。而在民生领域则希望政府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

法律体系应继续完善《21世纪》：也就是说，中国的法律体系建设是非常快速的。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国家的基本法律应该由全国人大负责制定、修改，其它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但我认为，建立宪法监督的机制对发挥宪法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与西方这些国家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在三十年中迅速建立起来的，而且几乎是各个领域的法律建设全面推进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成了西方国家曾经历的数百年历史进程。未来最大的问题是何时制定民法典。

其他的民事、刑事、国家机构方面的基本法律也有这类问题，如何在未来强化全国人大的立法职能，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制化进程加速，并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

社会法领域主要涉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在这个领域，中国的立法任务还是比较重的。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整个时期大致可以划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阶段。

《21世纪》：中国社会正在发生转型，政治、经济以及公共等诸多领域都在发生变化。而且期间还经历了十年的文化革命，法律体系更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21世纪》：在考量未来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之前先问一个问题：如果把这种视野进一步放宽到全球范围，那些法治化进程较早的国家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朱景文：实际上，每个国家各自的法律体系差别很大，都需要结合各自国家的问题来认识。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进入 朱景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在刑法方面，2011年刑法修正需更深层次的制度性改革《21世纪》：从不同领域法治的建设，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同时存在的趋势：在建设法治政府方面，更多强调规范和限制行政权力，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法治中国具备了基本前提：有法可依。

一方面，这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另一方面，法治也是开展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宪法监督，即对违宪问题的审查，包括对政府的行政行为、法律法规违反宪法的问题进行审查。

而在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则是建立一种大政府？朱景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大政府与小政府不能说是两种对立且不能兼容的政府形态，而是对政府在不同层面上不同职能的要求。相应的，那个阶段的法律也相应地鼓励自由竞争，而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

因为行政程序法是对政府行政行为全方位的约束，所以该法讨论多年始终难产。但既然国家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那么制定行政程序法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我个人认为，从目前的形势看，在社会、经济、环保等领域的法制进一步完善，还是可以预期的。有种说法，那时候的法律基本上就是一国一家组成的，即1954年的宪法和1950年的婚姻法。但似乎法律在这一领域的表现并没有那么抢眼。但另一个层面，强化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和监督涉及的则是更深层次的制度性改革，难度将更大，实现起来也会更加艰难。

不过，从整个法律体系的建设看，重心正在从立法转向修订和完善。比如在宪法方面，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主要是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的问题

德国的教授资格论文针对的主题往往是学术争议非常之大而久久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或者是非常新的而具有全局性的问题。由于对学术性要求非常之高，很多人要花上大约5年的功夫，才能完成教授资格论文。

从萨维尼、普赫塔、温德沙伊特到耶林、黑科再到埃塞尔、拉伦茨和卡纳里斯师徒，每一次转变都造就了两三位一代宗师和若干个法学大家。每三五十年，便有一次改朝换代。